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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文化的歷史淵源、特征及價值

    信息來源:    添加日期:2015-10-22    點擊量:3156

        趙姓史說

        戰國時期,群雄并立,各個國家在共同書寫那個時代絢麗多彩的歷史篇章的同時,也創造了獨具特色的地方文化。趙文化便是由戰國七雄之一的趙國培育出的一支具有鮮明地方特色的文化。千百年來,趙文化在其所根植的故趙土地上繼續流傳,影響著當地人們的日常生活與社會風俗,同時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對我們民族的精神與價值觀念也起著十分重要的潛移默化的作用。

        趙文化的歷史淵源

      趙文化雖是戰國時期趙國創立的文化,但它的源頭卻不僅限于戰國,也不僅來自故趙這片土地,因為趙國的建立者趙氏早已存在。根據司馬遷的《史記?趙世家》,趙氏的源頭至少可以追溯到虞夏之際,那時趙人與秦人共同的祖先尚居住在今魯西南的菏澤地區,屬于所謂“東夷”的一部分,其首領皋陶、伯益曾先后在堯舜禹領導的部落聯盟中任職,并曾佐助大禹治水,他們的后人遷移到晉陜一帶居住,但始終未曾完全拋棄舊的信仰和習俗,直到戰國時期,趙人的墓葬習俗,包括墓向與葬式,還與秦人保持一致,而與東夷先民的葬俗相同。趙氏的祖先又曾歷仕商周二朝,其受到商周文化的熏陶亦是不可避免的。

      不過,趙文化更多的源泉卻是來自春秋時期的晉國。約當兩周之際,趙氏祖先去周適晉,并很快發展成為晉國內部著名的卿族,以至最后與韓、魏兩家三分晉室。這期間,他們既是晉文化的創造者,也是晉文化的直接繼承者。

      晉文化是當時華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從這個意義上說,趙氏從晉國繼承下來的也是華夏文化。但晉文化畢竟與春秋其他各華夏國家,如齊、魯、衛、鄭諸國的文化有所差別,因為晉人一直處在與戎狄打交道的環境中,使晉文化除了具備華夏文化講求禮儀道德的精神外,還具備剛健尚武及善于與其他非華夏之民相互包容等特殊的氣質。恰好,由于三分晉國以后的趙國所處的特殊地理位置,使晉文化中的這一部分特質主要賦予給了趙國,成了趙文化中的重要內容。

      趙文化的第三個來源是北方諸少數族群,即所謂戎狄。趙國所統治的民眾中就有不少人由這些少數族群組成。還在春秋時期,晉國向北方“啟土”的過程中,就不斷有居住在晉國北部,包括今晉中、晉東南及晉陜交界一帶的北狄族民,連同他們的土地一齊被納入晉國統治的范疇,而這些地方后來大多數變成了趙國的領土。進入戰國以后,趙氏統治集團更加緊了向四周,尤其是向北方和西北方向擴張領土的步伐,如趙襄子時期對北方代狄的吞并、趙武靈王時期對林胡、樓煩的征伐和對白狄中山國的兼并等等。這些少數族群部民既然成了趙國的一部分,必然要將自己的文化帶入趙國,從而影響到趙文化的構成。

        趙文化的歷史特征

      上述趙文化產生的多源性,決定了趙文化的豐富多彩及其與中原其他地方文化不一樣的特征。誠如有學者所謂,趙文化的構成包含有中原華夏文化與北方少數民族文化、內地農耕文化及北方畜牧文化兩重性的特點,它是在繼承晉文化的基礎上,在戰國這個特定的時代及趙國這個特定的地域環境實現的兩種文化的有機結合。這可以說是在宏觀上對趙文化特征的總體把握。從趙文化的這個基本特征出發,我們又可以觀察到趙文化在政治、經濟、風俗習尚及學術思想上的一些具體的特征。

      從經濟結構上看,趙國并非建立在單純的農業經濟的基礎上。它重視農業,亦重視畜牧業與工商業。它既擁有大半個華北平原及太原盆地這樣重要的農業區,又擁有代地及晉陜高原這樣的宜牧區。它“崇本”,但并不“抑末”,像邯鄲郭縱及卓氏這樣著名的工商之家可以在趙國土地上以冶鐵致富,且“富至千金”,陽翟大賈呂不韋也可以在這里從事販賤賣貴的商業活動,搞他的囤積居奇。甚至所謂“奇枝淫巧”在這里也可以找到立足之地,史書稱這里的人民喜歡“作巧奸冶,多弄物”就是證明。

      趙文化體現在政治上的特點,一是整軍尚武。趙國的建立,即是靠武力打拼出來的。由于趙國所處的被列國包圍的地理位置,它不得不成為一個“四戰之國”,以至“其民皆習于兵”。戰國時期各國進行的改革,唯有趙國是主要針對軍事制度進行的。趙國軍事人才輩出,前有廉頗、趙奢,后有龐暖、李牧,甚至齊國的田單及燕將樂毅也一度投往趙國為其效力。以是,趙才在戰國后期成為唯一能與強秦相抗衡的國家。其次,是趙人的崇法貴勢。還在趙氏擔任晉卿之時,就有趙盾在晉國開展的“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的整飭晉國法制之舉,又有趙簡子主持晉國“鑄刑鼎”之事。分晉以后,趙人沿襲了重法的傳統。在戰國特殊的政治背景下,重法又必先重勢,即要維持君主的威勢。在這方面,趙國出現了主張貴勢的法家代表人物慎到。從現存趙都遺址遺跡看,也頗能顯示當年趙王的赫赫威勢。雖然趙都的規模不見得是列國最大的王都,但它的王宮的規模卻是列國中首屈一指的。今趙王城內存留的當年趙王宮殿基址的龍臺,其高度與占地面積,在現存各國宮殿基址中也是首屈一指的。

      與政治緊密相關的趙國的學術思想,亦體現了趙文化的風格。趙國大師級的學者實多具有追求法治與勢治的思想傾向,慎到的勢治理論自不必說,荀子雖號稱儒家,實際是引法入儒或內法外儒的思想家。至于公孫龍子倡導的名家學說,亦包含了“循名責實”的內容,這與許多法家的理論是相通的。其他由趙人撰寫的學術著作,有《毛公》,屬名家;有《處子》,屬法家;有《龐暖》,屬兵家。要之,在趙國似乎很難找到鼓吹溫柔敦厚、提倡禮儀教化的純粹儒家理論。

      至于趙地民風民俗的特征,根據《史記?貨殖列傳》,可歸納為兩點,一是好氣、任俠,性情剽悍;二是善“仰機利而食”,即依靠機智靈巧的手段謀求生存與物質利益,為此而不甚顧及名節。關于前者,《史記》稱,趙北部種、代一帶的居民“矜懻忮,好氣,任俠為奸”,趙、中山一帶亦“民俗懁急”;關于后者,《史記》的描述更加直接,稱趙、中山之民“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慨,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為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游媚富貴,入后宮,偏諸侯”。此與一般安心農桑,注重禮儀名節的華夏之民大異其趣。
    趙文化的歷史價值

      趙文化的價值是多方面的,我以為尤可注意的是其中的下列內容:

      一是它的改革圖強的精神。戰國時期各國都在變法圖強,但以趙武靈王推行的胡服騎射最具改革創新精神。因為這項改革涉及到華夏民族傳統的衣冠服飾,改從胡人的服飾。眾所周知,自西周以來,華夏之人都是把自己擺在文化中心的位置,認為華夏文化最具優越性,并且認為華夏文化很大程度就體現在其衣冠服飾上,所謂“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只有用華夏文化去“變夷”,豈有自己變于夷的!趙武靈王此項改革觸及到夷夏觀念的根本,勢必要招致很大的阻力。然而他站在為國家圖富強的立場上,以極大的勇氣打開了這條改革之路,率先胡服,取得成功。這場變革使趙國一躍成為山東六國中最具軍事實力的強國,趙武靈王也以其首開向胡族文化學習之功,在中國文化史上占有特殊的位置。

      二是它所具有的和合與和諧的精神。趙文化本身就包含中原文化與北方少數民族文化、內地農耕文化與北方畜牧文化兩種不同類型的文化,這兩種不同類型的文化又可再分出若干不同的亞文化,如北方畜牧文化可再分為半農半牧文化與游牧文化,等等。如此眾多不同的文化長期包含在一個共同體內,彼此和諧共處,互相影響、互相吸納而漸趨于融合,本身就體現了一種和合的精神。這種和合精神反映在趙國境內各民族之間的關系上,則是他們相互間的長期和諧共處。當然,趙國境內各族間的和諧共處,又是與趙統治者所實行的民族政策不可分的。與春秋戰國時期其他許多華夏國家和華夏精英奉行的“外夷狄而內中國”、“嚴夷夏之辨”的主張不同,趙國統治者更多考慮的是在增進與各個狄族之間的往來交流,盡管這樣做的目的往往伴隨著趙統治集團領土擴張的考慮。為此,趙統治集團每每與狄族之人聯姻。見于記載,趙盾之母為狄女,襄子之母為“狄婢”,其姊(即趙簡子之女)“前曾為代王夫人”,襄子本人更娶西戎空同氏之女為妻,等等。

      三是它所倡導的忠勇為國、舍生取義、為國家利益不計個人犧牲的精神。體現這種精神的有關趙國歷史發展的事件、人物,盡管有可能有后人添加、改動的成分,但至少都見于《史記》的記載,歷經兩三千年人們的傳頌,早已深入人心,成了趙文化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它們至今仍深深地感動著我們的民族。如公孫杵臼與程嬰為了保全趙氏孤兒,一個寧愿以自己及自家孩子的性命換取趙氏孤兒的安全,一個寧愿背負罵名,含辛茹苦地撫養趙氏孤兒成人;如趙奢之為田部吏,為國家征收租稅而秉公執法,為此而敢于得罪權貴;如藺相如為了保全趙國價值連城的寶物和氏璧,而敢于面對湯鑊,在秦廷上與秦王周旋,最終完璧歸趙;如藺相如與廉頗之間的將相和,雙方都出于為國家利益考慮,一個能忍辱負重,不計個人恩怨,一個能聞過輒改,勇于負荊請罪。凡此種種,皆可以作為今人效法的楷模,并皆有利于我們的道德文化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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